6月底,四川洪雅经济开发区止戈片区的15家企业迎来一份期盼已久的企业生产垃圾转运分级收费新标准,困扰企业一年多的“垃圾账本”重担终于卸下。
新标准实施后,企业转运成本平均下降,垃圾转运承包商董世民的转运队履约率显著提升。“明码标价后纠纷少了,干得更踏实。”董世民坦言。企业代表李丹蓉翻看着新签订的合同感叹:“终于有了明白账!”这场由基层政协推动的民主协商,更催生出“政协搭台、多方协商、动态监管”的“止戈模式”,为县域营商环境优化写下生动注脚。
协商成果:从无序到有序的治理跃升
“以前承包商运转垃圾车换新,收费也跟着换新,现在有了明确标准,心里踏实多了!”李丹蓉的感慨道出了企业的心声。

这场协商的成效,远不止于成本的降低:
明码标价终结“随意涨价”:企业与承包商首次签订规范化合同,明确按垃圾体积/重量分级定价,设定基准价及合理浮动区间,同时严格约定转运频次、响应时限及违约责任,将依赖信任的“口头约定”升级为具有法律效力的“硬约束”。
五方监督破解“调价难题”:创新成立由政协委员、企业代表、承包商、经开区管委会、止戈镇政府组成的五方监督协调小组,建立季度例会机制,动态评估运营成本与价格合理性,为后续可能的调价提供透明、公正的协商平台。
制度升级实现“长效治理”:止戈镇政府将中转站纳入民生服务监管清单,开展质量抽查,强化政府服务与监督职责;这套凝聚多方智慧的“止戈模式”被纳入全县营商环境案例库,为类似市场调节领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洪雅样本”。
协商之路:从呼声到共治的破局历程
这场协商的成功破局,始于洪雅经开区政协委员联络站对“垃圾账单”这一企业痛点的精准捕捉,成于一场凝聚共识的深度协商。
此前,四川洪雅经济开发区的政协委员们深入止戈片区15家企业,详细记录转运量、费用差异及季节性波动规律,锁定5家典型企业并建立详细台账。调研揭示了“三无”困境:无统一标准、无有效监管、无规范合同。委员们随后对接县发改局、县综合执法局,厘清政策边界:企业生产垃圾收费确属“市场调节范畴”,但亟须“规范而非管制”。在五龙村垃圾中转站,垃圾转运承包商董世民向委员们摊开账本,展示了燃油、人工、设备维护等真实成本压力。“油价涨了,我不涨价就亏本。”他的诉苦,与企业强烈的减负需求形成了尖锐矛盾,凸显了规则缺失下的两难处境。

6月19日,县政协搭台的止戈片区企业生产垃圾转运协商会现场气氛热烈,各方坦诚交流,寻求最大公约数。
企业代表李丹蓉直言痛点:“承包商设备更新导致运营成本增加,成本压不住,我们曾尝试自行转运垃圾,但缺乏专职人员,问题难解。”垃圾转运承包商董世民回应压力:“设备更新确实导致运营成本增加,难以消化。”县政协委员杨珏、余和春等积极建言,推动关键共识形成:“必须制定收费参照标准,提供清晰票据。”这一提议获得各方认同。

协商成果推动首份规范化服务合同的签订,明确了各方权责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迅表示:“政府应‘有需必应、无事不扰’,做到公开、透明、合理,合同不是摆设,是解决问题的‘护身符’,更是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石。”
从企业车间堆积的“垃圾烦恼”,到协商会场激烈的“思想交锋”,再到惠企利民的“长效制度”——“止戈模式”深刻诠释了“有事来协商”平台的基层治理智慧。它印证:当协商民主的根系深植经济土壤,再微小的民生痛点,也能撬动营商环境的优化支点。让多元主体在阳光下坦诚协商,是破解治理难题、找到发展最大公约数的有效路径,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赋能基层善治的鲜活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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